本文作者刘统
近日，有幸拜读了一位散文家所作的纪念张闻天的文章，文中将张闻天誉为“尘封垢埋而愈显光辉的灵魂”。此评价实属难得之高赞。
“钦差大臣”进苏区
张闻天，笔名洛甫，于1925年正式加入党组织。同年十月，他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与沈泽民、王明同窗共读。王明时任校长米夫的得力助手，与张闻天交往甚密。作为培养高级理论人才的战略部署，张闻天与沈泽民一同被选送至红色教授学院深造。1931年二月，张闻天重返上海，随即投身于对瞿秋白的批判运动。凭借其锋利之笔和扎实的理论素养，张闻天赢得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青睐，随后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尽管他并非中央委员，却享有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特权。
张闻天
1931年1月，在米夫的领导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由此进入中央政治局。至同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发生变节，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上海中央机构遭到重创，几乎陷入瘫痪。鉴于在上海继续逗留的风险极大，王明遂向米夫及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与此同时，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随着这两位主要领导者的离开上海，中共中央的运作面临新的挑战。
在告别上海的途中，王明与周恩来、卢福坦以及博古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王明正式任命博古为自己的代理人，并委托其组建临时中央政治局。所谓的“临时中央”，正是王明精心策划，并由博古实际操持而成。博古与张闻天未曾当选为中央委员，却意外晋升为中央领导，其背后原因在于王明、博古、张闻天均为米夫的弟子，俄语能力出众，有利于与共产国际顺畅交流。关于“临时中央”的设立，系王明向米夫及远东局请示并获得批准后正式宣布的。由此，以王明为领袖的“国际派”执掌了中央及各苏区的领导权，标志着中共历史上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兴起。
1933年1月，张闻天抵达江西瑞金，他的到来自上海启程。在此之前，他与毛泽东并无交集。张闻天与博古抵达苏区后，迅速攀升至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这在党内政治舞台上显得尤为罕见。按理说，他们本应结束“临时中央”的局面，将权力归还给苏区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手中。博古抵达瑞金后，便立刻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与苏区中央局成员的联合会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因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未能出席此次会议。而毛泽东则因在长汀养病，亦缺席了会议。会议决议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担任总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等担任常委，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央局宣传部长。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一经确立，原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虽未正式宣布解散，实则已丧失了领导地位。自此，以博古、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局直接执掌了苏区的领导权。
这场组织上的重大变动显得颇为草率。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博古与张闻天急于调整组织领导架构。根据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的笔记记载，博古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建议将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并提议选举一位负责人以利工作开展，“于是，多数人便推举了他”。博古也认为自己是理所应当的，他在延安整风时说：“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之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
博古与张闻天执掌权力后，中心工作转向在苏区全面推广“苏维埃化”，即全面模仿苏联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于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一切，均予以摒弃与打压。毛泽东，这位博古眼中“山沟里难以孕育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然也在被排斥和打压的行列之中。这并非出于个人情感，而是源于对方向、路线以及价值观的根本分歧。
张闻天担纲宣传工作的重任，亲自执笔主编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在第二期中，他发表了题为《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的重要文章，文章开头就说：“不论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在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内，以至在其他一切组织内，我们看到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就是那里常常没有一个负责的同志，或是只有一个负责的同志在那里包办一切，什么集体的领导是没有的……这种普遍的现象，在党内大家不以为怪，也没有受到任何严厉的批评。却正相反，大家反而说这是一种新的领导方式。”文章强调：“新的领导方式要求集体的领导，而不是把每一个领导者变成东奔西走的巡视员，这是绝对的真理。”
张闻天的第一炮就指向了毛泽东。“包办一切”就是指毛泽东在苏区一人说了算，“巡视”就是指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博古、张闻天这些年轻的留苏派，习惯了在莫斯科和上海住洋房、写文章、发指示，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有经历过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所以对朱毛红军的干部没有感情，习惯于用革命理论教训人。
立足于苏联的正规作战理念，他们对此驳斥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博古率先发起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导致闽西苏区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受到“无情打击”。为什么急于开展斗争？1945年博古在党的七大发言时检讨：“苏区对罗明路线的抵制，本质上是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领导风格的反对。这场斗争蔓延至整个中央苏区及其周边区域，包括福建、江西、闽赣、湘赣等地的罗明路线问题。当时的局面可谓是：‘教条受赞，钦差欢欣；正确受罚，右倾风行。’”同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再次提及此事，指出：“反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针对我的打击，情况确实如此。”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的土地上召开了第六届五中全会。在此次全会上，共选举出13位政治局委员，他们分别是：周恩来、项英、任弼时、博古、康生、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邓发、朱德以及顾作霖。书记处由7位成员组成，包括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博古、张闻天和陈云。博古与张闻天顺利完成了从临时到正式的组织程序，而毛泽东则未能进入书记处的领导核心。
六届五中全会落幕之后，中央再次委派毛泽东主持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4年1月，此次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毛泽东再次荣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而项英与张国焘则担任副主席。然而，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却出现了变动，原本由毛泽东兼任的职位，在“二苏大”上转由张闻天接任。
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回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 在中央苏区的那些岁月里，我与博古、张闻天等同志同居于一位地主宅院之内。记得有一回，我在一间屋内挥拍打乒乓球，耳畔传来博古对洛甫的谈话：‘老毛啊，你的思想真是深不可测。’（指毛泽东）今后，加里宁便成了他的代名词，哈哈！众所周知，加里宁曾担任苏联国家主席。在经历了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仅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一职务，然而，这一职位实则名存实亡。因此，博古将毛泽东比喻为苏联的加里宁。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能够窥见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与见解。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高潮时期，毛泽东遭遇了他人生中最为严峻的挫折。这一时期，博古与张闻天承担了直接的责任。
著名军史作家刘统的著作《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已于南翔书苑正式发售。1948年，对中国而言，既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一年，中国命运的走向已然清晰可见。
遵义会议成功，因其及时调整了党的领导核心，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谈及张闻天在历史上的卓越贡献，有人提及他主导了遵义会议，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成功恢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然而，真相究竟如何，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掌舵下，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遭遇挫折，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之路。此间，张闻天与博古之间产生了分歧，导致他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随后，他的思想轨迹发生了转变，逐渐靠近毛泽东。
在长征的初期阶段，湘江战役给红军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人员锐减，仅剩三万余人。对此，博古与李德的指挥策略遭到了中央及部队高层领导的质疑与抵制。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的会师计划，转而提议前往敌军势力薄弱的黔西北或川黔边境地区。张闻天、王稼祥站在毛泽东一边，而周恩来与李德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公开化。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过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其中说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想重新掌权，改变中央最高领导层。王稼祥是第一个支持毛泽东的，张闻天也转到了毛泽东一边。毛泽东还找机会和各军团首长秘密联系，讲述自己的主张，求得多数红军将领的赞同，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然而，张闻天在思想上始终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在江西时期，他与博古形成了紧密的同盟。然而，随着他在决策层中被边缘化，与博古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张闻天并非毛泽东的依赖人选，而是他需要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吸取了1932年宁都会议后因政治局决议而被罢免的教训，深刻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若要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目标，必须广泛团结干部，尤其是在政治局内部，必须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不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便无法谈及领导层的变革。因此，毛泽东最费心的问题便是如何赢得多数票的支持。
在经过深思熟虑与周密筹备后，毛泽东经由王稼祥向党中央提出，提议在遵义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旨在探讨摆脱困境的策略。鉴于近半数的政治局委员未能抵达遵义，毛泽东提出将会议范围扩展至红军军团指挥官级别。众多红军将领曾与毛泽东并肩作战，对李德、博古的指挥失当心存不满。他们的加入，无疑为毛泽东增添了坚定的支持力量，从而确保了他的观点能够在会议中赢得多数人的支持。
1935年1月，遵义见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扩大会议。在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完成报告之后，张闻天同志起身，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长篇讲话。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政治报告以及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报告，在本质上存在重大偏差。”在如此严厉的论断之后，张闻天同志便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说起，逐一剖析了“三人团”在作战指导和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这些内容后来均被纳入了他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
继张闻天之后，毛泽东亦发表了长篇演说。其言辞最终被收录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而张闻天在草拟决议时，亦借鉴了毛泽东的部分见解。
王稼祥在发言中第三个发言，他力挺张、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博古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并率先提议邀请毛泽东重返指挥红军的岗位。毛泽东事后高度评价王稼祥，称其为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为确保此次会议的圆满召开，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力，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伍修权回忆道：“许多人误以为，在遵义会议的讨论中，主导发言是由毛泽东所提出的。然而，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讨论伊始，便是张闻天发出了第一轮激烈的批评。他的发言，不仅首次明确地批判并驳回了博古的总结报告，而且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进行了严厉的指摘。这一发言，令博古和李德感到措手不及，也让许多与会者感到出乎意料。我后来得知，之所以张闻天得以率先发言，实乃毛泽东精心安排的结果。会前，毛泽东便与张闻天、王稼祥仔细商讨了发言的内容，并反复推举张闻天作为发言的开炮者。尽管张闻天在党内地位上稍逊于博古，但他的学识和影响力却实际上超越了博古。他与博古一样，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青睐。因此，由张闻天带头对博古进行批评，不仅显得更加公正，也更具有分量，使得听众更容易接受其观点。”
在1945年6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的历史性贡献。他言：“遵义会议堪称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诸位需明了，若无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自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脱颖而出，遵义会议的召开恐难成定局。同志们若将此功绩归功于我，切不可遗忘他们二人的贡献。”
这时，周恩来站起来作沉痛检讨，表示作为红军总政委，他对红军的失败也要承担责任。杨尚昆回忆：“在毛泽东同志发表长篇讲话，集中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之后，周恩来同志不顾个人荣辱，凭借其地位与声望，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见解，并竭力推荐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未来的行动。他秉持公正无私之心，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高尚的态度对于扭转会议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他的挺身而出，会议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实属不易。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会后所言：‘若无周恩来同志的赞同，遵义会议根本无法召开。’周恩来同志的这一关键支持，举足轻重。
应当强调，博古颇具气度。他亦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批评之声，并已着手为自身的权力交接做好准备。
遵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而跻身最高决策机构。张闻天同志接替了博古同志，担纲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以及决议案的起草人。随后，博古同志将权力移交，张闻天同志遂成为党内的总负责人。在当时，中共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所有的人事调整均需共产国际的批准。正因如此，张闻天同志才被推向前台。
周恩来继续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尽管排名位居第二，却实为红军的最高指挥官。遵义会议重新组建的中央新“三人团”，其成员依次为张闻天、周恩来，而毛泽东则位居第三。《决议》中对常委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指出“泽东同志”应作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辅助者。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并非一蹴而就，遵义会议仅是其确立领导地位的关键节点之一。
遵义会议之所以得以圆满召开，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首先，在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会议的主旨：“专就军事路线问题进行讨论，绝不涉及政治路线议题。”为何未对“左”派路线进行批判？在探讨政治路线时，张闻天与王稼祥作为“左”派路线的坚定实践者，亦有不少问题待梳理。遵义会议的紧急任务是拯救红军，核心在于更换领导团队。因此，政治路线问题可先暂缓处理，此举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其次，遵义会议是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断绝联络的特定背景下召开的。1934年10月，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破坏，同时，用于与共产国际保持通讯的电台亦不幸被悉数捣毁。这导致正处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迫中断。这一情形导致博古和李德难以获得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而为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然而，毛泽东心中仍旧难以平静。在抵达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中央派遣陈云与潘汉年前往上海，继而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提交汇报，旨在赢得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认可。
遵义会议使得毛泽东步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为其在中共领袖地位的攀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会议亦宣告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终结。在这一层面上，遵义会议无疑是一次会议，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分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破除“洋教条”，张闻天退位。
遵义会议确立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转变为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体制。然而，随着抵达延安，张闻天的权力逐渐遭受削弱。自1942年启动的延安政权，标志着中共内部展开了一场削除山头、凝聚共识、整合组织架构的深刻变革，实则是一场与共产国际决裂的历程。王明宗派中那些曾受共产国际重托的成员，首当其冲，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是一条有理论、有组织的路线。他的直觉就是六届四中全会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些年轻人从苏联回来，就到中央机关和各苏区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坐到了井冈山老同志之上。这些人形成宗派集团，挥舞着共产国际指示，对根据地老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也深受其害。遵义会议落幕，博古虽已卸任，但其继任者张闻天在思想层面上与博古并无二致。尤其是1936年，王明自苏联归来，这让毛泽东深感“国际派”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小觑。在1937年年底，王明与博古前往武汉、重庆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期间毛泽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筹备工作。
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知识分子所显现出的那份超然与群众脱节相比，毛泽东在干部队伍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深厚的根基。他始终注重团结广大干部，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国际派”对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破坏。对于那些他原本不甚熟悉的山头，毛泽东也积极展开联络，促进团结与沟通。延安的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是他频繁演讲的场所。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所阐述的革命道路和路线斗争史，不仅对长征归来的老同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启迪了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党的中央领导层，刘少奇与任弼时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阵营。刘少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地位，更是一举将众多白区干部转变为支持毛泽东的坚强力量。任弼时前往莫斯科，积极向共产国际领导人阐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力主“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恰逢此时，莫斯科局势发生剧变。在肃反运动的扩大化浪潮中，王明与博古的导师米夫被斯大林处决，王明失去了其政治庇护。在任弼时与王稼祥的共同努力下，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最终放弃了对王明作为中共领导人的坚持，转而认为中共的领导权应由中国共产党自行决定。
这就给毛泽东创造了重要的机会。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返回延安，向毛泽东传达了季米特洛夫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的“口信”。尽管至今没有文字记录，但王明、博古也不敢找共产国际证实王稼祥的“口信”是否属实。毛泽东抓住机会，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8人。这是毛在遵义会议后又一次召开“扩大会议”，目的就是形成拥护的多数票。毛泽东主持和掌控了会议，第一次提出为过去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对萧劲光的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的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博古等人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在六中全会上，我虽未将总书记的职位拱手相让，然而我的政策依旧是将工作职责逐步移交，而非死守不放。自从王明同志在延安开始工作以来，我便将政治局会议的地点迁移至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所举行。我在表面上依旧担任主席职务，然而所有重大决策均由毛主席亲自决断。”
1940年，党中央发布了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并着手开展理论学习的组织工作。毛泽东同志自此开始从理论层面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弊端。在此背景下，他陆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强调了理论应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他对张闻天、博古等人的著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其文章充斥着“言必称希腊”的空泛说教、“甲乙丙丁”的繁琐堆砌，以及“懒婆娘的裹脚布”般冗长乏味的内容。毛泽东曾以解缙的联语“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作为讽刺，直指张闻天、博古等所谓的“理论家”。
毛泽东针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张闻天以中央名义发布的九个文件，写了笔记，称为“九篇文章”，尖锐批判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题目是“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胡乔木说，该文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李井泉《延安时期笔记》摘录了一些话，毛泽东斥责王明宗派“不但继承立三路线打击政策，而且发挥这一宗派主义。不信任国内老干部，信任毫无工作经验的合乎口味的新干部。撤换中央苏区原有领导，代替的都是新的，有许多人已是反革命。钦差大臣满天飞，错了没有自我批评。中央后来变成‘三人团’，快要出发抛弃一批，好干部留在中央苏区，真无人道。”“左”倾路线的结果是“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干部被打击得普遍皆是”。
军史专家刘统所著《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已正式在南翔书苑与读者见面。1948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国家命运的走向在这一年已经明晰可见。
王、博、张缺乏群众基础。
在毛泽东的严肃批评中，博古等人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张闻天总书记的职位亦岌岌可危。杨尚昆在晚年回忆道：“1940年，我重返延安，当时张闻天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其他事务他一般不涉足。我看他那时显得颇为忧郁。”（张培森编撰整理《杨尚昆1986年论张闻天与毛泽东》，《百年潮》杂志1998年第6期）张闻天带领曾彦修等数位年轻同仁深入农村展开调研，足迹遍布陕北至晋西北的广袤土地，历时一年半，直至1943年5月方才返程。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共同构筑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议成立新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及任弼时，其中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在此过程中，中央书记处进行了重大调整，王明、博古、张闻天三位领导人退出了中央决策团队。
1941年5月，毛泽东作《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其中谈到张闻天领导下的延安马列学院：“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另一场合，毛泽东甚至公开指责：“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张闻天遭受了批判，遂下定决心亲自向毛泽东同志恳谈，以期获得谅解。他回忆道：“第一次是在1941年的六七月间，我前往枣园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一次交谈，他言辞温和，似乎并不打算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第二次，他邀请了康生、陈云、弼时同志一同参与谈话，随后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指出我存在狭隘、高傲、空洞、胆怯、自私的缺点。他批评我说，我一事不通，却偏要他人顺从，不顺从便加以责难。他还指责我缺乏大局观念，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张闻天年谱》，出版于2010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王明、博古、张闻天都是大知识分子，从文笔到口才都很了得，怎么被一推就倒呢？说到底，他们是从苏联回来的“钦差大臣”，被米夫和共产国际一手抬上去的。他们没经过井冈山的艰苦斗争，与广大的红军干部缺乏感情，也就缺乏群众基础。徐向前说：西路军失败后，他九死一生回到延安。“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做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平安归来，就是我们的希望，有鸡就有蛋。”这番话令他深受触动。而张闻天见到他时，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他进行了批评。面对失败，他没有辩解，只是默默接受：“打败仗，自然要受批评，撤职或处决也是应有之义，无需多言。”（出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刘英曾评论道：“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关向应曾前来汇报工作。张闻天却埋头于案牍，连头都未抬一抬。关向应无奈地等候了许久，最终只得失望而归。即便是刘英，也觉得张闻天显得有些书卷气、架子大，这或许也是他得罪人的原因之一。这正是毛泽东能够战胜张闻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出身于军队，深知依靠群众和团结多数人的重要性，因此获得了广泛的拥护。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缺乏群众基础，一旦共产国际的支持消失，便立刻孤立无援。”
庐山会议终分道扬镳
尽管在七大上，毛泽东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历史贡献给予了肯定，并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席位，然而，张闻天并未承担任何领导职责。随着抗战的胜利，中央决定进军东北，他热切地请求前往那里，却仅仅被委以地委书记的职务，这与他的地位极不相称。到了1950年，张闻天被调任外交领域，担任联合国首席代表。然而，未能成功获得联合国席位后，他被转任为驻苏联大使。
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在1958年曾有望化解。那一年四月，张闻天访问了上海和杭州，并在4月26日给毛泽东写信，本意是既认可“大跃进”的成绩，也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在反复思量后，他在定稿时去掉了对缺点的指正，只留下了正面评价。毛泽东阅读后十分欣慰，于5月8日回信表示：“你的心扉终于敞开了，我对此表示由衷的欢迎和祝贺。过去我一直对你的某些方面不太满意。在延安时期，我曾用五个字评价过你，你还记得吗？进城之后，我对陈云和恩来多次提到，你有着浓重的书生气质，不太懂得实际情况。我也曾当面提到过。现在看到你的这份报告，我对你充满了热情。”毛泽东继续说，之前的看法可能对张闻天的评价过高，认为他仍有书生气和少爷气，尚未完全融入实际。但他强调，这并不妨碍张闻天的进步。毛泽东还称赞了张闻天的报告，认为其中展现了无产阶级的情感和感染力，这是他之前未曾看到的。他最后表示，现在的张闻天已经与群众融为一体，因此向他表示祝贺。（《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然而，事实表明，张闻天并未真正“通晓”其意，深层的政治思想分歧使得他与毛泽东的冲突在所难免。
1959年夏季，庐山之巅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会议，毛泽东的初衷是举办一场“神仙会”，旨在激励与会者畅所欲言，纠正“大跃进”期间所显现的“左”倾偏向。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其信件随后被毛泽东印发，供与会者传阅。张闻天对此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并与彭德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他发表意见之前，毛泽东的两位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曾私下提醒他，告诫他不要提及大炼钢铁的失误，然而张闻天并未对此加以理会。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作了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系统批评“大跃进”的错误。与彭德怀不同，张是懂经济的，又会写文章，所以他的火力更猛。有人做了统计，发言记录稿8000字，讲成绩的仅有270个字，用了39个“但是”，13个“比例失调”，108个“很大损失”以及“太快”“太急”“太多”等字。发言后秘书提醒他：可能会有人对他的发言进行批驳。张闻天还自信地说：“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若想反驳，恐怕也难以做到。”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尚未发言，而一位主管军事、另一位负责外交的彭、张二人却突然登门拜访。联想到历史上的种种联系，毛泽东心中明白，彭、张二人此举并非简单的提出意见，实则是在向权威发起挑战。7月23日，毛泽东发起有力的反击，成功改变了会议的航向。彭德怀的刚毅与张闻天的胆怯形成了鲜明对比。张闻天曾三次诚恳地请求刘少奇撤销他的发言，并阻止其被公之于众，然而均未得到同意。他屡次拨通毛泽东的电话，渴望寻求一次面谈的机会，以便对自身的言行进行一番阐释。
毛泽东公开指出张闻天的错误：“洛甫起初拒不承认路线上的失误，直至七大期间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方才承认了路线的错误。然而，在那场争论中，王明并未有所改变，洛甫亦然，他们的旧态复萌，就好似疟疾一般，一旦有机可乘便再度发作。”8月16日，庐山会议作出决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划为“反党集团”。张闻天因此被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于1960年被安排至中国科学院学部经济研究所担任“特别研究员”。
即便遭遇了这样的对待，张闻天依旧以严谨的态度投身于研究员的职责。他勤勉不懈地钻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撰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每当完成一篇，他便立即呈送至杨尚昆手中，随后将其打印分发给中央的领导同志们。1962年二月，毛泽东在收到张闻天的笔记之后，便向刘少奇与邓小平寄去了一封简短的信件，其中评价道：“此人为动摇分子，屡次犯错。其言辞之可信度，尚需深入探究。”
“文革”爆发，张闻天不幸卷入其中，与彭德怀一同遭受批斗之苦。1969年10月26日，历经523天囚禁的张闻天及其夫人刘英，从北京被押送至广东肇庆，最终被安置于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突发在无锡离世，其追悼会禁止使用真名。若他能再活数月，或许能在“文革”结束后目睹自己的平反与解脱。遗憾的是，张闻天的悲剧直至其离世方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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