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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配资的论坛那时的同学与同事常常认为我是个“乾嘉派”

本文来源于读行记略

本文是秦晖《鼎革之际：明清交替史文集》的序言，题目是编者所加。

自1978年我就读研究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治学生涯的第一阶段其实看书也很杂，在当时改革初期的风气下其实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真正的学术写作范围却非常窄，研究的问题也非常具体，以纵向的时间轴论，就是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而且尤其是这一段历史中一些过去少人关注的人、事。以横向的领域而言，主要是“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的范围。纵横两个维度都与当时思想界的“时髦”距离很远。以至于在当时的“文化热”“新启蒙”中我似乎是个缺席者或旁观者。那时的同学与同事常常认为我是个“乾嘉派”，而我的恩师赵俪生先生则对我有点担心：“知道你很用功，但格局要大一点，不要限于‘饾饤之学’。”

赵先生的教诲我是铭记而且努力去做了，但这一段“饾饤之学”对我的锻炼还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先生说的“小问题越做越大，大问题越做越小”吧。

考证，就是要在具体事情上去伪而存真、解谜而求实。但解谜并非“猜谜”，尤其不能无证瞎猜。

当然证据本身不能说话，把证据变成论点是需要推理的。没有推理而完全从字面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就根本写不成文章。但考证中的推理只可能是逻辑（就是形式逻辑，不是什么“辩证逻辑”）思维，不能是文艺思维或政治实用思维。很多事情能证伪而难证实，那就只有存疑。一度以为证实而后发现疑点，也只能再度存疑而不能强求弥缝。改革前学界曾大肆批判胡适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说，称“大胆假设”就是“唯心主义”。其实，那时盛行的是“大胆假设，而以‘政治正确’为证”，这比胡适之所言糟糕得多也“唯心”得多。但应该说那种批判对我们那一代人还是有影响的。改革时期的我们自然不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用政治正确代替求证，却往往使我“假设”更难大胆，而“求证”更趋小心。例如我在否证“奉天玉是李自成”的胡乱“索隐”时，曾经找到许多材料都指向奉天玉应该是勉强降清后遁去禅隐的南明将领李占春，并据此写了《“奉天玉和尚”之谜》一文。但两年后我看到康熙《黄州府志》有李占春任当地清职并死于任上之说，觉得去时未久的地方志记载本地职官应该可信，就在后来的文章中自我否定了前说。当时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权威顾诚先生此前曾经向人推荐过我的前一考证，他看到我的新文章后有点不以为然，来信说我仅以《黄州府志》一书就否定自己曾经多方求证的前说是否太匆忙了。确实今天看来，这件事至少可以存疑。因此本书收入前后两文时根据他的意见略作小改并做了说明。

治学不易，于兹可见。其实不仅细节的考证是如此，宏观的史论更是如此。严谨的学人不仅应该避免迷信成说，而且对自己的以往说法也应该不时反思。无论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不能故步自封，当然更不能看风使舵。笔者几十年来心得，以为细节考证宜重前者——不故步自封；而史论史识宜重后者——不看风使舵。本书收入的文章与报刊上初次发表时相比，细节考证略有补充，大部分是初发时限于篇幅而删除，或作为集体著作我撰写的部分、在发表时因统稿而被调整、如今成书时恢复的，也有一两处细节是这次结集时补正的。但是史论部分则完全保持原貌，即便今天有了新的看法，也保留思想史上的真实记录。

除研究生导师赵俪生先生外，这段时期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位前辈学者就是前述的顾诚先生，他不仅在“大格局”的眼光下把严谨的考据几乎做到了极致，而且最下功夫的时段也是明末清初。我们在1979年相识后曾经通信很多。我不仅向他求教不少，而且多次与他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不期而遇。那时我每次到北京都要拜访他，由于他惯于通宵工作而白天睡觉，几次畅谈都是到下半夜没有公共汽车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公交还非常落后，北城一带不仅没有地铁，通宵车也只有寥寥几路），才从北太平庄他的师大寓所步行回旅馆，而他几次都把我送到小西天甚至豁口附近。20世纪90年代我调到北京后，关注点已经不在明末清初，通信也很少了，但仍然有联系。1997年他的代表作《南明史》出版后，我发表过一篇书评。顾先生曾表示这是该书书评中他最喜欢的一篇。2003年顾先生遽归道山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访问，没能去送别。当时听说有人要出纪念文集，就稍做修改备用，后来文集因故未成。此次收入本书，也是对顾先生的纪念吧。

我研究生时代的方向是“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所以对明清之际的研究也是以李自成、张献忠及其后继者的事业为中心的。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文化大革命”前都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即所谓“五朵金花”的主要领域，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领域也仍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那时中国大陆史学的通例，凡是“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政权，都要冠以“大”字以示褒扬，如黄巢的“大齐”、李自成的“大顺”和张献忠的“大西”等，而历史上的正统王朝（通称“封建王朝”）则只称宋、元、明、清等。他们的军队也有“大顺军”“大西军”和“明军”“清军”这种称“大”与否的区别。

这看起来与传统史著恰恰相反——那时“本朝”都称大（大明、大清等）或称“皇”——如《皇宋十朝纲要》《皇明经世文编》《皇清经解》等书所云，而对于“流寇”建立的政权则贬称“伪”，如“伪顺”“伪西”之类。但其实这两种写法都是“价值先行”的“春秋笔法”——尽管价值观似乎相反，而在近代实证史学的价值中立观点看来，这两种相反的“春秋笔法”都是不必要的。明、清、西、顺诸方的好事坏事，实事求是写下来即可，实不必在名称上崇之以“大”或贬之以“伪”，但是对于过去的著述，今天就不必改动了。

与此相关的是“正朔”问题。传统史学讲究严守正统立场，站在哪个王朝立场上就要用该王朝的年号系年，即所谓“遵正朔”。近现代犹有此风，如研究太平天国的著述因为同情于“农民起义”，就普遍用太平天国纪年。1949年前后的南明史或农战史同样也流行用南明或顺朝、西朝年号纪年。但我从1980年代初开始发文章时就是用清年号纪年的，尽管我也持同情“抗清”的立场。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思想解放，而是因为南明、西、顺的年号繁多，且大都非常短暂，唯永历年号行用稍长，却又不行于顺治四年之前。只有清年号便于形成一贯的时间概念。我觉得如今不应再有“遵正朔”的问题，用什么年号就持什么立场是完全不必要的，正如今天使用耶稣降生的“公元”纪年者不必是基督徒一样。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著述直接用公元年号，似乎影响“历史感”，当时并不流行，如今一般也只是在中国传统年号后括号加注公元，这本文集要保持原貌，就不再改动了。

20世纪90年代后我的学术和思想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变化，这些文章的议论部分有的已经不是我今日的看法，但是实证性的历史考据仍然是有价值的。特别是我当时着意以“土地制度”来解释“农民战争”，因此对孙可望等人的各种制度做了大量的考证，这在一直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叙事内容的迄今南明史研究中，我以为也算是独到的。

至于“联明抗清”之类的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显然是过去褒扬“农民军”的一种流行说法。前辈的顾诚先生也好，晚辈的笔者也好，都只是沿袭了这一名词。在今天看来，李自成余部显然就是归降于南明朝廷，至于他们后来的“独立性”如我考证者倒也不假，只是南明小朝廷本来就“纪纲不振”，涣散得很，高一功等人的“独立性”与南明多数“军阀”的自行其是其实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他们的人品和作为可能有很大区别，但这与是否“农民军”应该说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孙可望、李定国与永历小朝廷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在顺治九年孙可望接纳小朝廷并行用永历年号前，他已经称“国主”多年，形成了控制云贵及邻近地区的一个独立政权，而且在官制、军制和田制等方面都与明朝传统多有不同，甚至连官印文字也从明制九叠篆改成了西制八叠篆。永历帝在丧师失地殆尽后避入孙可望庇护下，被孙安置在偏僻小城安龙，随跸的小朝廷“行在”六部其实已经不再运作，而孙可望自己设于贵阳等地的“国主行营”六部才是实际的政权。这时秦王孙可望与永历帝的关系，犹如称帝前在应天府发号施令的吴王朱元璋与其庇护下被安置于滁州的红巾军“宋帝”韩林儿。

把这种关系称为“联合”当然有点牵强——有抬举“农民军”的意识形态之嫌，但称为孙可望“归降”南明同样是牵强的——有抬举正统王朝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之嫌。其实，过去认为元末延续红巾军正统的“宋”是“农民军”，而朱元璋则“蜕变为封建帝王”了，今天反过来，说永历帝是“封建帝王”而“大西军余部”是“农民军”，但韩林儿托庇于朱元璋与朱由榔托庇于孙可望不就是一回事吗？唯一的不同不过是朱元璋争天下最后成功了，而孙可望失败了而已。旧史把这种关系既不叫作“联合”也不叫作“归降”，而叫作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倒是庶几近之的。

当年李治亭先生批评顾诚《南明史》继续把孙可望、李定国视为一支独立的农民军政治势力，他认为孙、李就是“降明”。其实这种“正统王朝本位”并不比“农民军本位”高明。孙、李连同其所源出的张献忠是否算作“农民军”自然可以讨论，“农民军”是否就值得肯定也可以讨论，但起码孙可望政权与张献忠政权的政治连续性还是明显的（尽管孙的治国政策大不同于张），这与高一功等李自成余部的情况明显不同，而且直到顺治十三年李定国“迎帝入滇”才发生了大的变化。

其实，从传统史书的“流寇倡乱”到改革前的“农民起义”，再到今天我主张的（也是传统史书中的）中性词“民变”，无论怎么褒贬，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这种“鼎革之际”的大乱的确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种研究应该摆脱正统王朝本位和“农民军”本位、明本位和清本位的偏见，但摆脱偏见，并不等于视而不见。从改革前视传统为“万恶的旧社会”到今天的“五千年优秀文明”，改革前史观的“农民革命+阶级斗争”主线到今日的英明帝王+宫廷倾轧主线，主流史观无论怎么变化，史实并不会消失，我们都不能只见花团锦簇，而不见尸山血海。

当然，人们对“民变”的研究是在演变和深化的。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原初是打算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第二卷写的。但从《明末农民战争史》到《南明史》已经明显看出他这一研究在十多年间的发展变化。后学如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联明抗清”的农民军之独立地位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集体项目《清代全史》中我撰写部分的《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也可以看到我在史观、史识、史论和不少具体看法上的演进与改变。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仍然致力于这一领域，演进和改变也会更大。

1990年后我的主要治学方向发生了很大转变，我此前写作中的《孙可望评传》和《明清易代中的“国主”政权与西南经济社会变迁》也成了未完的两部“半本书”，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我以后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都有影响。起码，“摆事实、讲道理”即叙述重实证、议论合逻辑的功夫、关注底层和社会而不是只盯着帝王将相的视角，在我以后的各种研究中都是尽量坚持的。

作为民国前最后一次改朝换代，明清鼎革之际仍然是以“皇统”（不是dynasty）不断更迭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资料最多、典型性最强的研究对象。倘有余力，我也希望再续前学，即使不如所愿，我的这一阶段探索无论得失，能给后人提供一些借鉴，也是好事。因此当友人刘小磊、尚红科等提出出版本书时，我也很高兴。这个时期我的写作并没有电脑之助，发表的东西散见于各种刊物，时隔二三十年也搜罗不易，这些工作都是他们（尤其是小磊）代做的，我的感谢，岂区区数语可表！

秦晖

2018年岁末于北京清华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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